作者：语文老师洪跃强

如果要把关于我母亲的记忆从时光的千头万绪里整理出来，应该可以写成一部大书，但我才学不济，只能零碎的写几点关于她老人家的印象，这也是我很久不能动笔写母亲的原因，我怕不能表达她人性光辉之万一。

母亲精致。

母亲的身板始终是笔直的，尽管她个子不高，即使她年近九十。她的那张瓜子脸总是扬起来，挂满笑容，让人如沐春风。衣物穿在她单瘦的身上，很合体，很整洁。她的头发梳得很顺，用一个发箍簪起来，显得利落干练。

她的奢侈品一是雪花膏，二是花露水。每次洗澡洗脸后，她多会对着镜子，将雪花膏或是郁美净之类的点在掌心，然后在脸上抹匀。夏天，她会打点花露水在身上，一半是为了驱蚊。

母亲有时会到城市里的子女家小住，邻居总是会问：“你妈退休多少年了？”因为从她的外表和谈吐看，一点也不像是在乡下辛勤操持过数十年的人。

母亲会把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，物品虽然破旧，却总是一尘不染。各类菜品虽不丰富，却总能被她做得色香味俱全。尤其令我难忘的是，我读高中寄宿时，她为我准备的加餐——用炒米、炒黄豆等三四种东西碾成的粉子，用开水冲泡一杯，芬香四溢，加点糖，既解馋又解饿，很招我同学眼红。

母亲能干。

外婆生了十多个孩子，母亲排行老二。在娘家的时候就要带弟妹，做女红，练就了处理家务的本领。嫁给我父亲之后，她上要侍奉公婆，下要哺育四个儿女，自然是一刻都不能松弛。母亲生我时更是经历磨难。40岁的她遭遇难产，全靠上天眷顾，好几个小时后总算把我生下来了。我的幼年，是在母亲的背上长大的，她用布条把我裹到背上，这样就不会耽误她手头的工作了。

那个年代，能干不仅体现在喂猪、做饭菜、搞卫生这些家务上，而且要体现在一些纺织技能上。母亲做鞋子、绣花、织蒲扇、纺纱、织布、绩麻等，都是一把好手。

母亲做的布鞋、棉鞋都合脚舒适，家人很多年都穿她做的鞋子。母亲会织蒲扇。春天棕树总是要抽出新叶的，那种嫩黄的叶心还没有散开的时候，母亲将它们砍下来，蒸煮之后晒一晒，然后巧手编织成一把把心形的扇子。这种扇子呈淡黄色，质地柔软，扇起来风很柔和，早些年我曾保留过一把，但现在已经不知去向了。据母亲说，她织扇子曾经积攒过几块光洋。

那时候人们大多穿家织布，又叫夏布，多是女主人纺纱织成的。秋天地里的棉花可以采摘了，母亲便会采回棉来去掉籽，把棉花捻成棉条，再用纺线车把棉条纺成棉线。白天有各种家务要完成，晚上母亲才有时间坐下来纺纱。一盏油灯，一架纺线车，一只手不断地摇车，一只手不断伸缩，构成了母亲纺线的不变场景。母亲纺线的咿呀咿呀的声音，盖过了蛐蛐、蟋蟀们的歌唱，成了我儿时的小夜曲，伴我酣然入睡。

乡下蚊虫多，蚊帐是必备的。制作蚊帐的重要步骤就是绩麻。父亲专门种了两块土的苎麻，就是为制作蚊帐准备的。制作蚊帐的工作很繁复，要经过打麻、刮麻、漂麻、绩麻、织布、漂布等诸多工序，这中间除了织布要请专人外，所有的工作都要母亲亲力亲为。感觉要制作一床蚊帐，母亲需要忙碌几个月。受母亲的感染，上十岁时，我跟着母亲学会了打麻和刮麻。站在一人多高的麻杆前，把它从上部折断，分两边把麻皮扯下来，这就是打麻。刮麻的工作回家再做，就是要把麻纤维上的肉皮和浆液用一把刮刀刮掉。这两件事学会后，我颇为自得，自以为能分担一点母亲的劳务了，母亲也很欣慰。

母亲贤惠。

母亲始终扮演好了贤妻良母的角色。好吃的东西总要留给别人吃。吃饭时她总是最晚上桌，一家人吃了一半时，她才忙完事情坐下来吃一点，每天早上，她都要在搞完早餐后，为每一位家人泡上一杯热茶，喝了后大家才去学习和耕作。我每天都是边喝完那杯温温的茶水边听她“别昌了风”的叮嘱后去上学的，尤其是冬天，我会感到身体和心里都是暖暖的，尽管至今也不知道“昌了风”是不是“呛了风”或“伤了风”的意思。因为父亲常年在外辛勤劳作，身体又不好，母亲不仅不会让父亲染手家务，而且会在早晚为父亲打好洗脸水、洗脚水、洗澡水，把泡好的茶端到父亲跟前，体贴周到。

我们家亲戚多，任何一位亲戚来了，她都要真心实意地留人吃饭或住宿。我小时候常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帮母亲留客，母亲扯住客人的手，我就会在另一边抱住客人的腿。我也因此练就了留客绝招：把客人的一只鞋子脱掉，或是把门的搭扣锁上。但遇上我大舅这些招没有用，你脱了他的鞋子他也是要走的。当然，我拼命留客是有私心的，客人在，自然能改善一下伙食的。现在想来，在食不果腹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她热情好客的背后，要面对多少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的困难。

叔叔读师范时就被打成右派，成了被批判和监管的黑五类分子，回到了农村。母亲和父亲对他不离不弃，为他张罗对象结婚，又为他建了房屋能安身立命，尽到了长兄当父、长嫂当母的亲情责任。

母亲睿智。

外婆家家境不太好，加上孩子多，外公有一年出外经商，从此音讯全无。所以母亲只读了不到一年的发蒙班。但《千字文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增广贤文》等，她都能倒背如流，即使是80多岁的时候，一时兴起，她都会不由自主地背起来。她会很多儿歌。她的儿孙们就是在“甩甩手，街上走，一走走到南门口。走一脚，退一脚，抬头望见天心阁”“月亮走，我也走，我跟月亮背笆篓”之类的儿歌声中长大的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从没有看到过父母吵过嘴。母亲也从不打骂孩子。我那时顽劣，钻山打洞，爬树下塘，什么都敢做。虽然怕我淹死，母亲有时会拿根晒衣服的长竹蒿满池塘的赶我上岸，但没有真打过我。有时实在惹她生气了，她会大哭，边哭边骂她自己。我最怕她的哭骂，一旦她开始哭骂，我就会赶紧跪到她面前，承认错误并发誓改正，她就会慢慢平息下来，去做她的事去。她的自责教育法，真能起到促我反思的作用。因为她巧妙地利用了我对她的依恋。

母亲慈善。

她最爱说的一句话是“针尖的那头总是细的”，这句话不知是不是她的总结发明。但我以为这是最富有民间智慧和教育智慧的一句话，比喻形象生动，寓含深刻哲理。如果说我现在始终能宽以为怀的对待家族亲人和同事、朋友，那一定是因为母亲的影响。

她不仅用这句话教育我们，更是身体力行。她会用“提拢炉锅吃得饭”来告诫我们处理好兄弟叔侄关系。她会尽一切力量关心照顾亲戚。一个远房叔叔，我们叫他从一叔的，穷得经常揭不开锅。他隔一段时间总会来我家一次，有时候是到山上捡柴火来歇脚的，有时是来要一根竹子或是一个锄头把的，有时还会带他的孩子来，只要他进了家门，母亲总会热情留他吃饭，还会尽量将伙食做得丰富一些。我的舅爷爷、舅奶奶是孤寡老人，逢年过节时，父亲或者母亲就会带着我，走很远的路，去看望他们，而且我父亲和哥哥还会抬轿子把他们接来家里住一段时间，招呼照顾老人的事，自然得靠母亲了。

她对身边认识或是不认识的人，都充满善意和关心。她曾经跟我在一所矿山的学校住过，遇到下雨时，她会把我的同事们晒在外面的衣物全部收进来，我的那些同事经常会跟我说“洪妈真好”，我也引以为豪。六七十年代，挂个布袋讨米的人很多，有些来自安徽山东，只要家里能拿出来的东西，母亲总是要拿出一些匀给他们。吃饭时，来了讨米的，母亲会把自己饭碗里的饭给他们吃，遇上腿脚不便的乞讨者，母亲还会走上一段坡路，把食物送到对面山路上的乞讨者手上去。在我们那个山冲，来往的人不少，劳累口渴是人们最常遇到的困难，我母亲每天都会为这些到家门口歇歇的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，奉上一杯现泡的热茶。在十里八乡，我的母亲因此获得慈善的美名，获得普遍敬重。也因此，母亲去世时，有距离很远的人来悼念她。

母亲活了九十岁，为人处世拿得起放得下，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她，始终是温婉和平和的。她的人生就像一股和风，拂绿了她经过的每一片原野，温暖了与她交往过的每一颗人心。她老人家去时很平静，这或许就是上天对她的礼遇吧。

我想，作为子女，纪念母亲最好的办法，就是学习她，让她的人性光辉继续发扬光大吧。

（原文发表于10月13日《长沙晚报•掌上长沙》）